频繁更换首相，并没有改善英国的混乱局面。
11日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2%，与此同时，创纪录的通胀数据引发了英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罢工潮——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大学职员、医护人员，都在罢工。
面对英国民众降低通胀、降低能源价格等诸多诉求，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却在其上任后的首次正式采访中表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英国民众不能指望政府解决所有问题。
面对苏纳克这样的表态，曾在5届英国政府都有任职的英国前首相顾问杰夫·摩根告诉谭主，英国领导层对英国当下的局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因如此，英国“失去”了好几年。
他从个人经历出发，结合其最新观察，给谭主分享了他对英国发展模式的反思。
从约翰·梅杰到鲍里斯·约翰逊，我在其中5届政府中都有任职，这也让我见证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因此，我对危机与治理有不少感受可以分享。
2002年，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英国内阁办公室设立了首相战略部。我是这个团队的第一位负责人，这也让我可以常年与国家治理战略打交道。我可以清楚地感知到，整个世界都处在需要同时面对多重危机的状态。
我们从货币价值的变化看起，它能反映出许多不同的危机。
经济基本面不健康就是其中之一。当前，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很多人的收入已经有15年没有增加了。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以及地区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又对英国产生巨大冲击，英国的通货膨胀数据居高不下。
其二，许多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同样进退两难。通胀不能放任不管，但加息会让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状态。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希望能够快速遏制通胀，但这很困难，所以英镑下跌成为了事实。
短期来看，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英国人的个人收入和英国人对国家长期财政状况的信心都在大幅下降。明年，随着长期低利率的时期的结束和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情况会更加恶化。
与此同时，英国还在同步增加税收，而削减基础设施建设、国民医疗等领域公共开支的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好几年。所以毫无疑问，英国会面临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不过，通胀和加息的苦恼不仅仅存在于英国。我们可以看到欧元也在下跌。这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元的强势。
过去二三十年，美元一直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给美国提供了各种所谓的“自由”和选择，这是英国或欧洲等国家所没有的。于是，在相对利率的衬托下，英镑和欧元的下跌，身不由己。
从中长期来看，危机还远不止这些。
我认为我们还会看到上述显性结果的第二阶和第三阶效应——英国、美国等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停滞后，还会催化政治的变革和不稳定，比如英国的脱欧公投，而这又会作用于英国经济，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
脱欧切断了英国与主要欧洲贸易伙伴的联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英国大幅削减了公共开支，已经对整体需求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影响。需求减少，生产力就会跟着动力不足，英国的平均生产力已经超过十年无增长了，而失去欧洲市场，意味着又一次打击。
我最近观察到，当前西方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未来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现在过得更糟糕，这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糟糕的经济状况和英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
当前，英国经济的构成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零售业、酒店服务、工商管理和金融业等等。2021年，服务业为英国经济贡献了1.7万亿英镑的增加值总额（GVA），占英国GVA的80%。
英国金融业具有相对优势，但英国脱欧后，许多金融机构也相继退出英国市场。
而在一些前沿的关键行业领域，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基因组学、金融服务和法律知识行业等，英国也仍然保有一定实力并具备发展潜能。
如果要我在过去10至15年英国的公共支出削减政策中找到一个闪光点，我认为是英国尽可能维系了科研投入。但现在，在这些领域，英国也开始出现投入不足的问题。
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需要英国在教育、投资模式和基础设施等领域采取正确的长期决策和更具战略性的措施。
但很显然，英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服务于整体生产力的战略。
更令人担忧的是，英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频繁更换首相，这必然是不好的现象。
由于英国政府的治理不善，几届政府都无法解决民众的核心关切，英国已经失去了相当多的时间。
有人认为英国的停滞是从上世纪70、80年代的“去工业化”进程开始的。我是“去工业化”后的一代，在我的观察中，当时钢铁、造船和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减少，这对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英国来说，确实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
但英国“去工业化”最痛苦的阶段已经过去。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起，世界经济动荡就已经接近尾声，宏观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教育、国民医疗、研发、基础设施成为经济投入的重点。
就我的从政经历来看，从1990年至2010年，这一时期的英国经济尽管增长缓慢，但还是在两场经济危机中保持住了每年约2.5%的增速。
从2002年起，作为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内阁中首相战略部的负责人，我知道在布莱尔眼中，好的政府必须要能对短期压力做出迅速反应，同时也需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团队的职责就是各个政府部门一起深入国家治理政策的每一个方面，针对关键优先事项向英国首相提供深入的战略建议和政策分析，进而制定中长期战略。
我们还广泛关注并学习本国政府以外的其他观点。当时，我经常性定期访问中国。
我认为，在2008年之前，这一时期的英国经历了200年来最佳的增长期。
但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执政后，将该部门的职能转移到了内阁办公室的其他部门。我和卡梅伦是朋友，但也必须指出，这一转移让政府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环。
我认为任何政府良好运行的关键，除了拥有综合能力之外，还需要有远见。因此，我一直在研究，我们要如何在面临严峻危机的情况下，也能有能力规划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我研究过许多国家后，我发现，“去工业化”的阵痛不是英国现在止步不前最核心的问题。英国的停滞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建立正确的治理和政策框架来应对21世纪的发展新挑战。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指出，中国一直是先驱者。
就拿经济增长与碳减排来说，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的关键目标之一，不过中国很早就在政策中嵌入对碳减排等事物的关注。
我也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和国家部门进行过关于循环经济的交流。中国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对太阳能和风能进行了大量投资，真正体现了中国对减少碳排放的关注。
中国的系统性思维，西方很缺乏——反观英国，英国经济部门的很多人还没有理解，经济必须既要从社会角度考虑，也要从生态角度考虑。
英国经济决策者的思维仍然停留在20世纪，而不是21世纪。这导致了许多错误层出不穷，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从我近期完成的一些研究项目的结果来看，诸如美国、英国这些老牌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确实显得相当落后与缺乏远见，西方政府已经止步不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时常在想，如果突然出现真正的全球大冲击，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是否能够开展合作。
要知道，上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从美国开始的。它始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的大规模过度扩张。高峰时，美国大多数企业利润的40%都被投在了金融业。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金融业成为掠夺者，从自身经济结构的其他部分中吸取价值，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大量超额支出，把自己推向非常危险的风险中，然后，又任由这样的风险蔓延到世界各地。
当时，我正就职于英国政府，我知道英国是最早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需要政府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英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但还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的经济崩溃。
我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隐藏在冲击背后——全球合作体系比15年前要脆弱得多。
让我担心的是，美国等国家在试图以竞争的方式单独解决问题。这可能会产生新的贸易壁垒，以及对资金流动产生新的限制，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螺旋式下降。
毫无疑问，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受到影响。要知道，英国在经过十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后，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律都被打破了，没有人清楚我们的系统该如何运作去应对新的冲击。
如果此时的英国再陷入一个充满长期地缘政治紧张、冲突和制裁的时期，经济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而英国真正需要的，始终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未来。
谭主曾写过，英国之乱折射出的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治理能力的问题，还有西方发展模式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作为曾参与英国政策制定的人之一，杰夫·摩根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反思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缺乏系统性思维、缺乏整体战略、决策者思维止步不前。是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可能会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分水岭。
正如谭主在文章中所写，英国之乱，恐怕是西方乱局的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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