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爆雷致购买大课包家长损失惨重 记者调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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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普遍不顾限令推销大课包
● 学生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要警惕以“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
● 记者随机挑选10家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调查、询问后发现，几乎都存在大课包等超额、超时段收费问题，其中涉及少儿编程、体能、游泳、网球、街舞、滑雪、马术以及击剑和舞蹈等多个科目。有的课包“大”到了200课时，工作人员介绍，48课时在1万元左右，200课时的2万元便能拿下
● 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监管责任，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协同执法的体制机制，特别注意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整理和修订，形成必要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为相关管理部门开展依法监管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又没了？”北京家长赵佩反复向身边的朋友确认。
3月初，之前给孩子报名的艺术培训机构因资金周转问题突然停课，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未消课时费还有1万余元——这已经是近3年来，赵佩第三次遇见这种情况了，总计损失约3万元。
近期，多家知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疑似爆雷，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就包括赵佩给孩子报的那家机构。3月13日，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提醒学生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要警惕以“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价格高昂的大课包仍有销售，甚至有培训机构在还有大量家长未消课费用的情况下，在各个“老板”之间转包，这些都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潜在的风险。
买大课包拉低单价
频频遭遇机构跑路
2021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科类培训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大幅压减的同时，非学科类培训存在的问题开始凸显。
3月2日，知名艺术类教育机构北京桔子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桔子树)宣布暂停所有校区运营7天至10天的消息，引发网络关注。有知情人士透露，该机构在京的17家校区或涉及9万名学员、700多名教师。
有媒体调查发现，大课包是桔子树一贯的销售策略。在一个近400人的维权群里，家长自发接龙统计缴纳的费用等情况，其中频现大课包的身影，因该机构宣传1万余元的实际缴费可获赠价值上万元的课时，吸引不少家长购买了大课包，多名家长一次性缴费金额超过2万元，有家长实际缴费金额达4.2万元。
非学科类培训行业中，大课包早已不是新鲜事。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李昭(化名)曾为女儿报名位于丰台区草桥的游泳培训班，课程都是打包卖，小课包30节，大课包120节起。
“我咨询的时候，营销人员就一直推荐大课包。因为折算下来单课时价格差异巨大，我认识的家长大多购买了大课包。”李昭说。
但是，原本想要“买大课包拉低每节课单价”的家长们，却频频遭遇机构跑路。李昭告诉记者，她和几个亲戚家里的孩子所报过的钢琴、舞蹈、演讲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班，都遇到过“跑路”的情况，“我们整个大家庭4个孩子的课外班，因为遇到‘跑路’至少损失了10万元”。
“孩子八岁的时候，报了一家街舞机构，一次性优惠缴纳了两年费用，便宜了一万多元。但第二年这家店就倒闭了，还差至少一半课程没上。很多遭受损失的家长选择走法律程序，最终官司也打赢了，可这家机构根本没钱赔付家长的损失。”来自河南的家长苗青说，如今两年过去了，退费遥遥无期，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始终一句话，“现在没钱，在赚钱还债”。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看来，培训机构超额收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培训机构本质上具有逐利性，二是家长面临培训机构的营销套路时容易冲动消费，三是国家政策当前处于动态调整期，不排除有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想在政策完全落地前“捞一笔”。
姚金菊说，为了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有关部门要继续坚持校外培训的公益性、个性化和分类治理原则，遏制校外培训的野蛮生长趋势。
控制课时限额收费
商家仍推销大课包
事实上，为防范“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教育部门早已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作出相关规定。2021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校外培训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
2022年12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再次强调了上述规定。同时，在一次性收费的金额方面，《意见》新增了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的规定，防止一次性收费过多增加资金风险和家长负担。
但是，记者随机挑选10家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调查、询问后发现，几乎都存在大课包等超额、超时段收费问题，其中涉及少儿编程、体能、游泳、网球、街舞、滑雪、马术以及击剑和舞蹈等多个科目。
比如熊小米儿童游泳馆(北花园店)，记者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来到线下门店询问课程体系和收费标准。其中，水训课程的价格要比戏水课程贵得多、课程包的课时和有效期也更长。其课程包分为24次、48次和96次。在分别划掉对应的原价11952元、23904元、47808元之后并计以相应的折扣，会员价可以7162元、11826元、18986元购买。
记者称孩子现在5岁，销售顾问随即推荐够买96次的课程包，其有效期为18个月。顾问称：“课时量越多，孩子肯定能学得更全面，而且课时量越多均价越便宜。”面对记者“96次学完之后能达到什么效果？”的询问，顾问迟疑了一下说，“至少保证孩子能学会蛙泳”。
功夫贝比武术搏击体能馆的课程包则直接“大”到了200课时。按照机构工作人员的介绍，48课时在1万元左右，更大容量的课程包200课时的优惠力度很大，2万元便能拿下。
在快乐小马儿童马术俱乐部，周中课单价600元至700元，周末课单价800元左右，包含马匹费和教练费。周中上午课包比较便宜，特价课包24节课1.8万元，周末课包3.98万元。
“市场价就是这样，我们这里不算贵”“这个项目很火爆，很多家长都带孩子来学，现场报名还有折扣优惠”“根本不用担心爆雷跑路问题，我们是大机构，不会有资金安全风险”……这是记者在调查中遇到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如出一辙的推销用语，而其目的也是为了推销大课包。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认为，有关部门就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的监管要求，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和执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当前的教育行政执法机制体制不健全、不完善。通常来说，一项政策要落地施行，须将相关的政策主张转化为明确的法定职责，为相关行政主体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具有执法资质的人员，要有切实可行的执法程序确保正当、合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任何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能做的总是有限的，如果能把监管和行业自律结合起来，可能会对治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乱象有一定效果。对培训机构来说，需要尽可能让自己的行为处在公开透明的状态，这也是提高其可信度的重要方面。家长也要谨慎对待商家提出的各种优惠政策，不要有贪便宜的心理。
“在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通过深入调研，从实践出发，区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校外培训的实际情况，设计更加有针对性的超额收费标准。比如，有些艺术类课程单次课的收费标准本身就高，每次课的时长也与其他类型的课程时长不一样，可以考虑从政策上进行一些区分。”姚金菊说。
收费行为有待规范
资金监管存在漏洞
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中还专门提到，要注意缴费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但记者采访了10位来自北京、河南、安徽等地的家长后了解到，这些家长缴费时一般都是刷信用卡或微信、支付宝转账，至于国家规定的校外培训缴费平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他们全部表示“没听说过”、机构工作人员“也未曾对此有过介绍”，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转哪了”。
在苗青提供的维权群里，一名家长展示了自己当时的转账记录。这名家长刷信用卡缴费5100元，订单显示入账的账户名为“河南福田百货”，而交易类型却是“汽车加油”。据这位家长回忆，当时还非常困惑地询问这家街舞机构的工作人员，但对方给出的回答很模糊“就是这样的”。
姚金菊告诉记者，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由教育部主办，由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进行网站运维。平台的建设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服务行政管理部门，为其在机构资质、培训内容、资金、服务质量监管等方面提供服务；二是服务校外培训机构，为其在年检年审服务、开设店铺、售卖课程服务、信息发布服务和咨询服务等方面搭建平台；三是服务学生家长，为其选择合规机构，购课、约课、消课、退费、评价等提供便利。目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能够在线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风险核查、实时跟踪和在线调度管理。家长可以通过平台网站或手机App进行注册使用。
“家长应当理性选择培训项目和培训机构，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虚假宣传。一定要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姚金菊说，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具有“课程核销”和“申请退款”等功能。
如何才能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强化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有关部门要服务、引导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经营，了解家长和孩子的培训需求，不能通过简单关停来治理问题，监管措施要做到善治。应该从法治角度思考什么才是好的规范、好的监管、好的社会治理。一个好的监管会让市场更规范、合法合规的机构得到更好的发展。
“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监管责任，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协同执法的体制机制，特别注意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蔡海龙建议，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整理和修订，形成必要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为相关管理部门开展依法监管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蔡海龙还呼吁，进一步优化监管方式。针对培训机构存在的超额收费和预付费问题，应当通过开展相关的普法宣传和法治教育强化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规避能力；建立日常监管的执法机制，加大对违法收费行为进行查处的频度密度。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强制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进行收费。(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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