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梓桐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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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0.9%，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杨荫凯日前在2023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上透露称。
事实上，随着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降到50%以下，我国能源转型也逐渐摆脱“政策主导”的模式，进入到新的阶段。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利用数字化技术与市场化优势，敦促企业等市场主体自愿进行低碳转型，成为摆在行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碳博会期间，毕马威中国云转型与SAP业务主管合伙人郭永刚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围绕数字化如何进一步赋能双碳目标、行业如何加快碳足迹体系建设等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数字化与低碳减排
《21世纪》：数字技术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郭永刚：数字技术可以在监控能源使用情况、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不同来源的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碳排放的来源和趋势。而组织和政府能够制定更有效的减排策略和政策，预测未来的碳排放趋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监控和管理能源使用情况，识别能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领域，并提供优化建议。例如，智能电网技术可以平衡能源供需，减少能源浪费，以及集成可再生能源。同时，数字化技术促进了近几年虚拟会议和远程工作的普及，减少了商务旅行和通勤带来的碳排放。通过远程协作工具，人们可以在不同地点进行合作，减少了交通需求，提高了工作效率。
另外，电子商务和数字化供应链日益成熟也减少了传统零售和物流过程中的碳排放。在线购物和直接交付服务减少了购物者的出行，而智能物流系统可以更有效地规划和优化货运路线。最后，随着云计算技术逐步普及，对原先散布在不同企业的数据中心进行集中式的管理和资源优化可以提高计算和存储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了大规模数据处理所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总的来说，数字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数字技术使用过程中自身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21世纪》：数字化对于完善我国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将带来哪些帮助？
郭永刚：数字化技术在气候风险信息披露领域有很广泛的应用空间。
结合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气候数据的自动化收集、自动处理和发布气候风险信息，大大提高效率，节省人力和时间,同时，自动化收集的数据相比人工收集可以更精确更及时，从而提高风险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在披露效果方面，通过使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可以更快地识别和评估气候风险。并且把复杂的气候风险数据和信息转化为可视化形式，更直观清晰地呈现给决策者和公众，提高信息的可理解性和传达效果。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提高公众对气候风险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气候风险的管理和应对中来。
此外，数字技术可以集成气象、海洋、生态等多源数据，实现多领域交互融合，进一步提高气候风险管理的精准度和效率。在将气候数据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后，可以进一步建立智能化的气候风险评估和应对体系，实现更科学、更可靠的决策支持。
总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气候风险信息的采集、处理、传达和应对效率，进一步提高气候风险管理的效能和效率，有利于推进我国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工作。
《21世纪》：进一步来看，目前行业内数据要素与低碳转型的结合方式有哪些？
郭永刚：总体来看，通过对行业生产数据的收集，可以分析对应行业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和碳排放量，进而挖掘低碳转型的机会与目标，例如能源使用、供应链优化等场景都是典型的数据和低碳转型结合场景，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优化能源使用方面，利用收集的数据，行业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和建模，识别能源效率低下的领域和潜在的碳排放削减机会。这些分析结果可以用于制定低碳转型的策略和行动计划。
而针对供应链环节，数据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理解并优化他们的供应链，降低整个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例如，通过使用数据分析，公司可以找到更环保的物流路线或者选择低碳的供应商。通过数据分析，公司可以更好地理解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从设计到生产，再到使用和回收，都可以通过数据来优化和降低碳排放。
除此之外，数据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一个公司的碳足迹和环保策略，从而做出更绿色的投资决策。同时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碳排放的问题，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习惯。例如，一些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用户跟踪他们的碳足迹，并给出建议来降低碳排放。
碳足迹评价体系建设
《21世纪》：行业人士目前在呼吁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郭永刚：建立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可以确保不同企业在计量和报告碳足迹时遵循相同的标准和方法。
一方面，这有助于消除因为计算方法不同而导致的竞争扭曲，确保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使消费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产品的碳足迹信息，从而在购买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
这也有助于推动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需求，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另外，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政府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碳足迹水平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推动低碳发展。统一的核算规则也可以帮助公司自身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碳足迹，并找到降低碳排放的方法。
而目前在建设核算规则的过程中面临的难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数据收集和标准化，不同企业可能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和标准，导致数据的可比性和一致性较差，特别是在尚未有成熟的技术和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收集和标准化要求，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其次，由于不同行业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和复杂性，因此产品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和侧重点也存在差异。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需要考虑到产业差异和产品复杂性，制定灵活和可适应的计算方法。同时，也需要包括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专家等多方的共识和参与，确保规则的可行性和广泛接受度。
最后，计算产品的碳足迹非常复杂，需要考虑从原料采集、生产、分销、使用，到废弃的全过程。这需要大量的数据，并且涉及到许多不确定性。
《21世纪》：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碳足迹体系的建设情况？
郭永刚：推进碳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体系的建设是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基础。
政府已经在一些关键行业，如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实施了碳排放报告系统，并正在逐步推向其他行业。同时，监管机构也在加强碳排放数据的监管，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开展碳市场的建设，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这也需要依赖于准确的碳排放数据。整体而言，我国的碳足迹体系建设出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过同时我们也依然面着临诸多挑战。比如在数据可靠性和准确性方面，由于数据收集和计算方法的差异，一些碳足迹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仍然存在问题。这限制了碳足迹数据在决策和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此外，目前在国内缺乏统一的碳足迹计量和报告标准，以及相关的指南和最佳实践。这导致不同组织在计量和报告碳足迹时存在一定的自由度和差异。而一些组织对碳足迹的重要性和减排的动力尚未充分认识到位。在一些行业中，碳足迹体系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强宣传和意识提升。
总的来说，国家的碳足迹体系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在数据收集技术、监管政策和标准、企业管理理念等多个层面还需进一步完善。
《21世纪》：目前我国碳计量领域在机制、技术方面面临着哪些挑战？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郭永刚：目前我国碳计量领域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 缺乏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目前我国碳计量的标准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相关行业协会发布的标准，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导致了碳计量行业的标准化程度较低。
其次，应用范围狭窄：当前，碳计量应用于少数领域，如碳配额交易、碳中和等，应用范围相对狭窄，需要拓宽应用范围。此外，碳计量领域的数据不够透明，很多企业和组织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公开他们的碳排放数据,存在数据不足、数据造假等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行业应该从政策、技术研发等多方面着手发力：
首先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促进碳计量产业的规范和标准化。同时，加强对数据的质量监管和数据共享，确保数据质量和数据透明度。法律和政策的建设也需要支持碳计量的实施，包括对碳排放的严格监管和惩罚机制。
除此之外，也要进一步拓宽碳计量应用领域，提高碳计量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将碳计量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去。加大对碳计量技术的投入，推动设备研发和技术创新，提高碳计量技术的精度和可靠性。同时加强对碳计量技术标准的开发和推广，提高碳计量技术和标准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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